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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憶市文聯軼事
        • 發布時間:2020年04月19日    字號【

               朱松齡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是1990年8月到市文聯報到的,叫名三十年了。當時的任職是辦公室主任、黨組成員,行政級別是副處級。這年9月,第三屆文代會上我被選為副主席,從此開始了我的“七品芝麻官”生涯。為什么這么說?因為處級,又稱縣團級,是一縣之長的級別,在古代縣官就是七品,因為官職低微,故冠以“芝麻”加以調侃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這個芝麻官不但是副的,還是三把手,上有書記、主席趙輝君,再有資深副主席董校昌,我的工作是協助他們,當好助手。我分工主管黨政一攤子事務,文聯專業方面負責聯系美協、書協、攝協視覺藝術系和音協等協會……

              學做“芝麻官”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一直在基層工作,沒有當官的閱歷,初到文聯時我還像在基層當頭頭那樣,凡事親躬,身先士卒。如三屆文代會時,我設計了一個三個相連的篆體“文”字會徽,還親手寫了《賀詞》,組織了少先隊鼓號隊、朗誦隊獻詞。這些我都是自己一手抓到底的。后來,趙主席開導我說:“你現在是副主席了,有事放手讓下面人做吧,你只管檢查就是。”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,開始體會到了是所謂的“為官之道”吧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兼任辦公室主任,手下有七八個人,包括內勤、人事、總務、財會、開發、文印、檔案以及司機等,他們都是在編的公務人員,每個人都有一定特長,且能兼任幾項工作。我知道要搞好辦公室工作一定要把全室人員團結在一起。我曾組織大家到我家聚會,管后勤的阿元為我們燒了一桌子拿手好菜;我也曾組織大家到南京、海鹽一游,愉悅了身心,增進了了解,加強了友誼

               辦公室是聯系領導與下屬單位的橋梁,起著上情下達的作用。上面有指示,你要及時貫徹,下面有情況你要盡快反映;有時你要獨當一面,挺身而出,敢于挑擔子;有時你要退避三舍,適時謙讓,不要喧賓奪主,這也是“當官”的門道吧?記得那年《西湖》雜志社下屬的廣告公司承包人到雜志社鬧事,“占領”了編輯部,又到文聯找領導要“說法”……我們辦公室同志都出來了,一方面做他們的思想工作,一方面聯系有關部門做好應急準備,阻止了事態的擴大,為領導爭取了時間,最終讓事情得到解決。做紀檢監察和保衛工作是有一定風險的,你要堅持原則就會得罪一些人,讓人記恨于你。一次辦案中我接到過威脅電話,他警告我,讓我識相點兒;你手中有權,也會有人來和你作交易,如果你不堅持原則,國家或集體利益就會受損,更會有損黨的形象。俗話說“當官不為民做主,不如回家賣紅薯”,我覺得這才是為官之道的根本!

               文聯的財務是實行一支筆管理的,起初趙主席自己管,后來請董主席管。所謂“一支筆”說白了就是只有此人同意簽字的發票才能報銷。當然,持此筆者要對黨組,對主席負責。我雖沒有財務權,但也在文聯添置大型設備上起過作用,從而被當事人“感激不盡”。我初到文聯時,打字員還是在用機械打字,要在字盤上一個個地找字。那時社會上已有“方正”牌電腦打印設備,價格不菲。我知道文聯打字任務挺重的,于是建議黨組購置電腦打印機,得到認同。當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打字員宋曉萍時,她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,她說早就想向領導說了,可是不敢,她知道文聯窮,領導是不會同意的。這次她估計錯了,她十分感激領導的關懷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另一件事是買“尼康相機”。大約是91年年底,董主席向黨組匯報財務情況,討論所余經費的使用。我記得攝影家協會駐會秘書長王秋杭和我說過,說攝協沒有一臺好相機,還說深圳那邊有廉價的尼康可購云云。我把此事在會上說了,建議文聯買一臺尼康相機,給攝協使用……黨組同意了,董主席約談王秋杭,請他去采購相機,結果花了萬把元,買了兩個機身,幾個鏡頭,攝協終于將鳥槍換成大炮。事隔二十多年了,秋杭仍念念不忘,我們退休干部活動時他還幾次對我表示感謝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關心下屬,關心他們的工作,這也是為官之道吧?不然,下屬怎么會聽你,你也只能當光桿司令了。

               憶淳安采風

               市文聯下屬有十個文藝家協會,對于文藝工作者來說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,因此文聯和各協會都把組織會員下基層,深入生活作為重點工作來抓。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,由市委宣傳部組織的大型采風活動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這次活動共有文聯、文化局、廣電局和杭報的二十八位專業文藝(新聞)工作者參加,兵分兩路,一路赴臨安,另一路奔淳安,目的地都是當地的革命老區。宣傳部領導對這次下鄉非常重視,由楊文錦副部長親自掛帥,要求每個人都要自帶行李。我是隨淳安分隊下鄉的,還給我掛了個“副領隊”頭銜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3月5日,我們在蘇杭旅館門口集合,誰是下鄉者十分顯眼,因為他們都背著方正的背包。我們分乘兩輛下鄉專車向目的地進發,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長史濟煊親自到出發地來給我們送行,文聯等四單位的領導也和大家一一握別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長途車沿著公路顛簸了六、七個小時,經新登,過汾水,終于到了淳安排嶺,我們在縣招待所休息一晚,第二天聽取淳安縣宣傳部鄭部長介紹情況,次日換船走水路直奔大墅鎮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大墅是采風的第一站,鎮領導接待了我們,管宣教的方委員詳細介紹了該區的情況,下午3時我們就乘車去了白馬鄉。我們住的依然是招待所,每晚付5元住宿費。雖然背包沒有派上用處,但拉近了我們與村民的距離。我們吃的仍然是食堂飯,按照規定每人每天交1.5元和1斤糧票。鄉干部視我們個個為市里來的領導、專家怎么肯怠慢?每餐還必加菜,甚至搞來當地野味如野豬、山麂等讓我們嘗鮮。白馬鄉算得上深山老林了,據說日本鬼子打到排嶺,就是進不了白馬,這里有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隊伍。我們參觀了寫有“抗戰標語”的紅軍墻等革命遺跡,走訪了銅山錫鐵礦,那里有“古銅礦遺址”。幾天后,我們再轉戰楓樹嶺鄉參觀了新建的“楓樹嶺水電站”,這一古一新又給了我們以別樣的感受:我們為祖國古老的文明而驕傲,我們更為新時代的建設成就而自豪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在這期間我們走訪了當地的村民,和他們圍坐在火塘邊聊天。我們為當地淳樸的民風而感動,有幾件事讓我印象極深:

               一位村干部告訴我們,這里的老百姓十分封閉,許多人一輩子沒有走出過白馬。他講了個笑話:有一天下雨,父子二人在火塘邊閑坐。兒子問老子:“皇帝佬兒落雨天時做什么?”老子想了想說:“肯定是一邊喝老酒,一邊吃花生米吧!”在村民眼里這就是最奢華的帝王生活了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那位村干部還告訴我們,為了讓白馬人過上好日子,鄉黨支部專門組織人員到相鄰的衢州、開化去取經,學習怎么種植橘樹,怎么發展副業?;貋頃r支部研究決定給每家發五斤橘子,讓村民親口嘗嘗自己將要種的東西,增加對橘子的感性認識,因為很多村民從來沒有吃過橘子哩。我們知道衢州的小紅橘十分有名,而一山之隔的白馬竟連什么是橘子也不知道,令人唏噓!

               一位攝影家走訪山村的老太,他用普通話和老太聊天,怕老太聽不懂,講得特別慢。不料老太說:“你的話我懂的,我也會說,就是說得不好。”攝影家十分詫異問:“你到外地去過?你不是本鄉人?”她回答說自己連排嶺鎮都沒有去過,但是她每天看電視,聽主持人說話聽多了,就學會了。我們沒有想到電視竟有如此魔力,也深感文藝工作者肩上擔子的沉重,特別是影視工作者們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一天,我們發現村里許多人在祠堂里聚會,大約有幾百人,都在認真地聽一位老者講話。會場后面還有一口大鐵鍋,鍋下燒著火。這是干啥???我們看不懂。向村干部打聽后才知道,這是教會的活動。原來白馬鄉有天主教之類的宗教組織,信徒眾多,遍布各村。每次做禮拜時教會還要管飯,教民有的帶米帶菜,有的出力做飯,自給自足,秩序井然。我們中有人問村書記:“這種迷信活動你們不禁止?”書記笑笑說:“做啥禁止他們,有辰光我們還要派任務給他們呢?比如說計劃生育,捐款救災,教會說話比我們還管用!只要人家不反對共產黨,我們就要團結的。”書記的話不無道理,這就是山村搞的“統一戰線”嘛,我們暗自思忖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歷時十三天的采風,匆匆而過,這次采風,每個人都感到收獲良多,我們宣傳了黨的政策,了解了國情民情,不僅收集了創作素材,更獲得了創作的動力?;睾己?,市委宣傳部專門召開了“座談會”,史部長、文聯等相關領導蒞會聽取我們的匯報,并合影留念。(上圖)這次合影與以往有些不同,下鄉采風的老文藝家們都在前排端坐,而領導卻在后排站立。這是史部長(后排中間者)的意思,以此表示對下鄉者的尊敬和慰問。

        移動的杭州畫展

               浙江的書畫在全國是有名的,杭州的書畫又居浙江之首,因此杭州的書畫展是頗受各地歡迎的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1992年夏天,我和三位書畫家一起到北方去舉辦了一次巡回書畫展,我任領隊,團員有書協的申屠云彰、美協的吳靜初和杭州畫院畫師吳聲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因為以前巡展作品在鐵路托運中出過紕漏,幾幅字畫被竊,其中包括沙孟海的大作。此案久查未果,已懸多年。因此,我們決定將展品隨身攜帶,裝了整整一個大旅行箱。從杭州乘機到青島,從青島坐大巴到煙臺,從煙臺坐輪船到大連,最后從大連乘飛機返杭。一路上,人到中年的吳靜初和年過半百的我成了搬運“畫箱”的主要力量。(吳聲是后來趕來的)

               南方書畫家的作品以細致精巧著稱,和北方書畫的粗獷大氣成鮮明對照,因此畫展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。此次展出我們攜有沙老大作,還有吳山明等浙派名家作品,我們每到一處展覽一周,讓觀眾大飽眼福。我們還與當地書畫家舉行筆會,現場作畫,相互觀摩,三位杭州書畫家大顯身手,也讓我大開眼界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申屠老(右一)適年六十有二,據說還抱病在身。他是書、畫、印兼修的大師,尤以書法見長;吳聲(右二)是美院科班出身的國畫家,為學院派后起之秀,他擅長繪人物,作品多有創新;吳靜初(左一)是自學成材的“三員”人物,即同時身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、杭州西泠印社社員,這在全國僅有兩人,靜初是其一。二吳均為四零后,正是年富力強之時。交流中,三位杭州書畫高手,大大給家鄉長臉增光,他們現場作品一搶而光,供不應求。所幸他們三位在酒店專門為我作畫一幅,吳聲畫人,靜初繪景,申屠題款,各施所長,此畫命名為《居不可無竹》,畫面淡雅,內涵雋永。據我所知三位畫家合作僅此一回,可見彌足珍貴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們在青島、煙臺、大連的畫展都取得了成功,同時也受到當地同行的熱情接待。出發前我曾有顧慮,因我滴酒不沾,怕難以應對飯局。申屠老說:“你放心,有靜初在。他會為你保駕的。”靜初關照我說:“你就堅持滴酒不沾,千萬別不好意思,你只要一松口,肯定會被灌倒……”我按他們教的做了,果然平安無事。不過那著名的青島啤酒、煙臺張裕紅酒、俄羅斯的伏特加我都失去了品嘗的機會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對我來說,這次巡展活動讓我對書畫藝術有了進一步的認知,對書畫家的工作、生活有了進一步的了解,增進了我和他們之間的感情,這是我帶隊人最大的收獲。此外,還有兩件小事不得不提一筆:

               記得在青島的筆會上,一位海軍畫家周永家擅長畫人物,尤其擅長畫《聊齋》作者蒲松齡,因蒲松齡正是山東人。我得知后即請他為我繪一幅蒲公畫像,并遞上我的名片。周畫家一口答應(下照右),畫像繪成后他在畫上題款:“蒲公小像 一九九二年松齡先生雅鑒 永家 ” 周圍觀看的人不明情況,低聲議論起來,他們以為周畫家題款寫錯了。但又不好意思指出……周畫家題好款,蓋好印章,抬頭對圍觀者笑笑,先指著畫面說:“這是蒲公小像,”然后指指我說,“這位就是松齡先生。”大家這才明白,畫家沒寫錯,是我與蒲公同名引起了誤會。這就叫“無巧不成書”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在大連,我們受到大連市美協秘書長晁德仁的款待,他一定要邀請我們去他家吃“鮑魚”。理由有二,一是店里的鮑魚太貴,不劃算。二是他做鮑魚的水平高,比店里做得還好。我們只能客隨主便,聽命赴宴。我們一邊大快朵頤地品嘗海鮮,一邊欣賞墻上秘書長的大作,這幅名為《哺育》的宣傳畫曾獲得了全國美展的金獎,畫的是一位正在給孩子哺乳的母親,其立意之深刻,構思之巧妙令人嘆服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在大連我有個表舅叫羅繼祖,是吉林大學教授,他離休后回大連安度晚年,但多年失去聯系。我聽人說他是大連書協的名譽主席,于是向晁秘書長打聽。秘書長不但證實了信息的真實,還告訴我他和羅老很熟,常去拜訪。他答應帶我去拜訪老人,我們約好了在我回杭那天的上午,他陪我去寓所探望老人。繼祖表舅是國學大師羅振玉的嫡孫,他從未進過洋學校,從小就跟隨祖父學習,因此學養頗深,造詣極高,在史學界享有著相當聲譽。老人是母親的親表弟,由于歷史原因兩家分居江南關東,斷了聯絡。如果這次能聯系上真是個難得的機會

               那天上午我在酒店等待晁秘書長,可卻遲遲不見蹤影,打電話到大連文聯,因是星期天單位無人。我焦急地等待,一直等到失望,才登上開往機場的大巴車。在機場,大連文聯送行人員告訴我,晁秘書長早上突然拉肚子,到醫院去急診,不能來送行了,他很抱歉……

               唉,我無奈地嘆口氣,這就是天意,我和表舅無緣相見,“天意難違”??!

               我再次到大連已是2009年,表舅仙逝多年矣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 后記:有人說“活動”是文聯工作的“靈魂”,是文聯的“生命線”。此許有幾分道理:因為活動能展現自我,能團結群眾,能培育新人,能引起關注……在文聯工作的十年間,我參加了不少活動:我聆聽過“西子女聲合唱團”的匯報演出;我參與了“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杭州會議”的全程工作;“杭州文藝界迎春座談會”是我們每年的重點例會;“作品討論會”是我們常年堅持不斷的鐵定活動……

              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,杭州市升為副省級城市,我的級別也相應變成副局級。帶著這樣的頭銜,我辦理了退休,恰是上世紀最后的1999年,這注定我將永遠是文聯人。如今我已年屆八旬,當我回首與文聯休戚相關的三十載時,一幕幕往事在腦海閃過,寫下一點文字,留下一絲痕跡,讓人們知道我真是文聯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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